1959年，下连队当兵回来到南京军区的副参谋长王德被通知转业，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。为何无故将其转业的，是庐山会议后有人把他往彭黄这里靠，这个帽子是王德无法承受的。为此，他还去了北京找陈老总、罗帅、张爱萍等老首长，希望能改变结果。

最终虽然没有改变结果，但罗帅表示他的问题处理过重，不应该把他与其他问题上靠拢。说直白一点，就是在1958年王德响应总政号召给军区军政主官提意见，采取最不友好的写大字报的方式呈现出来，让机关甚至全军区都知道说许司令心胸狭隘，说政委不懂反思等。

在当年军区“帮助”认识错误，继续全面作检讨，接受批判等，但并没有给其他行政方面的处分。军区在帮助他认识错误的同时，有人问他，你对司令有意见，那在你心中担任司令更合适呢？或许此时的他满是不服和委屈，也很直接说：粟裕、邓华、杨勇、张爱萍都可以，都有现代头脑。言外之意，以上几位懂得现代建军，而不是守着过去的旧经验，不点名说许司令保守，不能在新形势下作出调整。

这不更刺激许司令吗，此前大字报说他心胸狭隘，又说他不合适当南京军区司令，许世友怎么能没有脾气呢。

以上说的几个人，粟裕、张爱萍都是王德之前的老领导，他俩有在工作上有共同点，第一比较民主；第二不计较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，能就事论事，即便中间有争执也是对事不对人，事后大家依然关系很融洽。张爱萍也曾经回忆五十年代总参在粟裕领导下气氛很好，大家没有负担。张爱萍也是一样，在工作上可以提意见，就事论事。

说到邓华、杨勇，王德并没有与他们有过多少交集，但他俩此前都担任过兵团司令，抗美援朝时都当过志愿军司令，工作上更注重团结合作，气氛融洽。他们俩后来又分别担任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司令员，在军区建设方面也是突出的。

客观来说，许司令在作战方面很勇猛，也有一身高贵的品格，但俗话说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每个人也有短板，也是性格决定的。洗司令很严厉，说一不二的性格也是存在的。六十年代杜平担任政委与许世友搭档，就有上级领导夸赞杜平，能与许世友搭档的人很不容易。杜平回答说自己虽然与许司令同职，但一直把他视为上级，在很大方面也是迁就对方和尊重对方的。

在那一个例子说，六十年代运动时期，许世友不在军区，军区日常工作交给王必成、林维先和鲍先志。在面对造反派冲击军区时，说了一些“应付场面”的话，签过一些文件，许司令得知后，他们三位作法是错误的，对其批评甚至将其调离军区。他们三位是同时离开，后来又被安排到其他不同大军区担任副司令、副政委等。

这件事看似过去，实则没有过去。在许司令心中一直没有过去，多年后他们都退居二线，王必成与许世友再次见面，对方时不时提到那件事，让王必成很伤心。此前，不作回应就当时期过去了，如今还在抓着不放说事，王必成也说出自己的内心话，他们的做法首先中央也是肯定的，没有对其进行处理，为何到司令这里就过不去，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是需要稳定为主。

从这一点来说，王德似乎也不是没有根据的。虽然这都是此后发生的事情，但王德在华东军区事情和南京军区事情都担任副参谋长，一直在司令部工作，经常接触到对方，从旁观者也能看出来问题。而且最直观的感受是，他过去协助张爱萍参谋长工作，张与许工作上有分歧，比如一江山岛战役俩人的方案不同，作战采取张的作战方案，他是总指挥。在一些国防工程、海防建设上，许对张也是有一些意见的，作为副手的王德都是看在眼里。或许对许的评价可不客观，也都是他个人的感受而已。

那时候，他并没有受到转业或者降职降级处分，本以为事情结束，没没到庐山会议后各大单位展开揭发，或许因此前的问题，他就被向彭、黄事件上靠拢，实际上问题已经偏离，顶多是不尊重领导的问题，牵扯上述事件并不合适，罗帅也明确表示不妥当。要不然怎么能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得到平反，重返部队呢。

通过以上的事情，王德在地方工作2年多，得到的经验教训或许是刻骨铭心的，不会用不妥当的方式沟通。